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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建筑艺术之世界遗产--云冈石窟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2011-03-14 1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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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冈石窟是北魏王朝建都平城(即今山西大同)期间留下的一座历史丰碑,其高超的技艺和独特风格在中国雕塑艺术史上占有重要一页,是集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于一体的民族瑰宝、人类遗产。二○○一年十二月十三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在芬兰举行第25次会议审议通过,将云冈石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云冈石窟座落在山西省北部,大同市西郊16公里处的武州山(又称武周塞,州又作周)南麓,武州川从山前蜿蜒流过,若玉带缠腰。石窟依山开凿,东西绵延约1公里,现存主要洞窟有53个,石雕造像约51,000余尊,其中最大的佛像高达17米,最小的佛像只有几厘米。就石雕艺术而言,它具有历史、科学、艺术、旅游四大价值。一九六一年国务院公布云冈石窟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着录于《水经注》

石窟依其地理位置和自然段落,可分为东、中、西三部分。东部窟群、中部窟群、西部窟群,大小窟龛有51,000多个,有“石佛千孔”之称。此外,沿云冈石窟西行还有吴官屯石窟,再溯河西行15公里有焦山寺石窟,栉比相连。石窟落成后,北魏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水经注.漯水条》记载了云冈窟当年的盛况:“武州川水又东南流,水侧有石祇洹舍并诸窟室比丘尼所居也。其水又东转径灵岩南,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钜壮,世法所稀,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新眺。”

中国佛教文代第一次壮举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北魏王朝营建云冈石窟是中国佛教文化第一次大规模的壮举。这是云冈石窟的历史价值。据《续高僧传.昙曜传》记载:昙曜以元魏和平年间(四六○—四六五年),任北台昭统,绥辑僧众,妙得其一,住恒安石窟通乐寺,即魏之所建也。去恒安西北三十里的武州山谷北面石崖,就而镌之,建立佛寺名曰“灵岩”。龛之大者,高举二十余丈,可受三千许人,栉比相连30里。

百年魏都历史文化名城大同,曾为三代京华、两朝重镇,在悠久而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谱写了许多威武雄壮的篇章。最雄伟壮观的是北魏云冈石窟。

大同历史上是兵家必争之地。秦始皇统一中国,在全国设置36郡,大同属雁门郡。汉代在这里设平城县。东汉献帝建安末年,废平城,三国魏时复置,属冀州新兴郡。西晋以来,各部族之间战乱频繁,党项族拓跋部乘势崛起。三四○年,拓跋什翼犍建立国家,定都盛乐(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境内),称代国,什翼犍之孙拓跋珪改国号魏,即历史上的北魏王朝。天兴元年(三九八年),道武帝拓跋珪将都城从盛乐迁至平城(今大同),迄孝文帝太和十八年(四九四年)迁都洛阳,平城作为北魏王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近百年之久。这时的平城是北中国的中心,举世闻名的云冈石窟就是在此期间创建的,这是历史上大同最繁荣、最兴旺发达的时代。

仿佛经中耆阇崛山 道武帝是北魏王朝的第一位皇帝,他统率大军,在频繁的战争中,乘势崛起,逐步接受先进的汉民族文化和西域文化,特别是宗教文化。《魏书.释老志》载:“见诸沙门、道士,皆致精敬,禁军旅无有所犯”,对当时佛教首领法果更是优礼有加。法果打破了佛门清规戒律,将皇帝视做当世如来。法果深深地认识到,“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要想弘扬佛法必须有皇帝的支持。法果于天兴元年在京城创建了弘扬佛教的三大建筑,即“五级浮图,须弥山殿,耆崛山”,为道武帝找到了精神支柱,为佛门弟子解决了居住集会的场所。五级浮图即五层佛塔;须弥山殿,是一座大型佛殿;而耆阇崛山就指武州山。有一典故说该山在印度古摩揭陀国王舍城东北方,梵名意译是灵鹫山或鹫头山,中国称为耆阇崛山。这与武州山与大同古城之间的方位相同。

明元帝是北魏第二位皇帝,继位之后,承父业,数次祈拜武州山,封该山为最高规格的“常祀之山”。每祭,明元帝都要亲临。

太武帝是北魏王朝的第三位皇帝,在位时他听信司徒崔浩谗言,太平真君七年(四四六年),导演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规模最大的废佛事件,“土木宫塔,声教所及,莫不毕毁矣”。这是历史上著名的“三武灭佛”中的一次,不久,太武帝身染重病,认为灭佛所致,大悔,诛杀崔浩,夷其族。

太武帝死后,其孙文成帝继位。文成目睹了灭佛事件,也相信太武帝染病是灭佛所致。遂立即复信佛法。于是天下承风,往时所毁图寺,多有恢复。云冈石窟浩大的破石开山营建工程迎来了新的高潮。

记录北魏百年历史

昙曜开窟《魏书.释老志》记:“初昙曜以复佛法之明年,自中山被命赴京,值帝出,见于路,御马前衔曜衣,时以为马识善人,帝后奉以师礼。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昙曜赴京后,理解文成帝的用意,迎合了帝王的口味,实现了礼佛拜帝的总构想。题材以三世佛为先行,即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现云冈石窟第16窟至第20窟就是当时开凿的,人称“昙曜五窟”,即文成帝复法的产物。这五个洞窟的佛像代表着北魏王朝的前期五个皇帝,是帝王的象征,是政教合一的产物,是佛教文化全石化的开始。五窟平面呈椭圆形,顶部为穹隆式,模式拟印度草卢形。拱门为马蹄形,开明窗,镌建大佛。布局紧凑,安排合理,是五窟的共同特点,同以后的开窟造像形成鲜明的对比。五窟完成于四六○年至四六五年之间。

云冈风格—“秀骨清像”孝文帝、文明皇太后开窟造像期间(四六六--四九四),皇帝年幼,冯太后辅助幼主,期间“事无钜细,一禀于左右”,直至渐显十四年卒,政务决断多出其手,因而云冈石窟此时开窟造像,文明太后起着重要作用,开窟造像内容及风格也随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石窟凿成前室后窒,佛像题材“二佛并坐”增多,称“二圣”或“二帝”,出现成组的洞窟有三组六窟(第1窟至第2窟、第7窟至第8窟、第9窟至第10窟)。文明之兄佞佛更甚,其家族大多信佛。冯太后之心腹钳尔庆(王遇)是两朝宠臣,权倾朝野,云冈石窟主要设计、监制、监管,均由钳尔庆所办。石窟开凿也由帝开始转向王公、贵族共同开窟造像。其时,雕刻题材、内容,窟型也发生了变化,雕出“秀骨清像”,是云冈石窟雕刻艺术的成熟时期,也是孝文帝、文明皇太后掌管政务的北魏辉煌时期和石窟雕刻艺术发展继承创新时期。窟型平面多呈正方形,具前后室,开诵经道,开明窗,拱门趋于长方形,结构紧凑,四壁对称。佛龛形制多样,风格古朴,布局合理,雕刻技法精湛,刀法娴熟,神工鬼斧,巧夺天工。造像形象栩栩如生,面相丰满而显示清秀,脖颈细长溜肩,比例适度,近似人体。佛陀庄严,菩萨清秀,力士、护法天神威武雄壮,飞天盘旋而飞,翩翩起舞,予人静中有动之感,活龙活现。雕刻服饰都在变,袒右、通肩服饰变成褒衣博带,阶梯式的衣纹代替了烦琐的西域衣纹,衣饰飘带流畅自然。题材内容富有人间气息,人物形象千姿百态,佛传故事生动有趣。雕刻明显程序化、规范化,皇帝、官吏、信士参加营建。如第11窟雕刻塔柱,柱方为界,刻四方佛,第12窟则开成前后室洞窟,前室飞天、伎乐天布满四壁。精美的图案,巧妙的设计,展示了一场大型演奏会,各种乐器应有尽有,在佛教史迹中并不多见。第13窟则雕刻交脚弥勒佛。弥勒是佛教中所称未来佛,据佛经所说:弥勒之世,一种七收,树上生衣,随意取用。山喷香气,地涌甜泉,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明珠宝树,照耀通明。释迦牟尼临终涅盘时说:再过56亿7千万年,弥勒降生,继承佛教称“未来佛”。

迁都之后仍开窟北魏王朝于太和十八年(四九四年)将京都从平城南迁至河南洛阳。政治、军事、经济中心南移之后,河南龙门石窟开始兴造,平城古都仍不失为佛教文化要地,开窟之举仍在中下层中继续(四九四--五二四年)。地方官吏、沙门信士共同开窟33个(21窟--53窟)。此时大规模的大窟减少,中小洞窟如繁星遍布武州山西崖(20窟以西),其窟型趋于方整,大多不开明窗。四壁三龛式和四壁重龛是这一时期的流行样式,其整体布局零而不乱,窟龛排列如繁星如蜂窝,佛传浮雕减少,没有成组窟室。由于开窟人物的身份不同,洞窟的大小、内容也不相同。雕刻技法发生明显变化,造像愈来愈瘦,但也保留着前朝的造像风格。佛像清秀而慈善,菩萨温雅,比丘信士虔诚,表情各不相同,有的落落大方,有的谨小慎微,行动拘谨,还有的雕刻着少数民族的形象。这些雕像以现实生活为基础,富有人间生活气息,也富有地方文化特色。服饰并不一体化,衣纹飘带越来越重叠,更加复杂化、多样化。雕刻内容随之发生变化,属随心所欲开窟造像,积德许愿、求福往生西方净土等,此类题材颇为流行。佛传浮雕有“雕鹫布阿难”,“三道宝阶”等。

云冈石窟从营建到竣工,历经北魏王朝诸帝、文明皇太后,历时百年之久,形成了既有统一,又有变化,既有程序,又有创新的局面。立体造像,既要远观,又要近看,既要掌握透视原理,又要雕出丰满、洒脱清秀及流畅完美的装饰,绝非容易之事。

著名学者郑振铎先生在《西行书简》中描述云冈时写道:云冈的庄严伟大,是我们不能想象得出的,必须到那地方流连徘回几天几月,才能给你一个大略的美丽轮廊……每一个石窟,每尊石像,每一个头部,每一个姿态,甚至每一条衣襞,每一部火轮(背光)或装饰,都要仔细分析研究。70尺、60呎的大佛,固然给你以宏伟的感觉,即使小至一二寸的人物,也并没有渺小不足观的遗憾,给人以温腻柔和、慈祥秀丽之感。它们各有一个完整的布局,合之固极繁赜富丽,分开也能组成一个局面。走入一个洞,便如走入宝山,珍异之多,山川之秀,让人目不暇接,乐而忘返……”

周总理亲自指示保护109国道绕道走

三年抢险云冈石窟创建至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千余年来坍塌、风化及人为破坏十分严重。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和当地政府十分重视其保护,一九五○年进行勘测调查,一九五五年正式成立专门保护管理机构,一九六○年国家文物局召开“云冈石窟保护会议”,从而揭开了云冈石窟科学保护的序幕。一九六一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九六五年公布云冈石窟保护范围,包括重点保护区、安全保护区、地下安全线,形成上中下立体交叉与远中近多层保护体系。石窟保护的核心问题是治理,首先是弄清石窟的病害及原因。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开始了“石窟危岩裂隙灌浆加固”和“残断落石归安粘接”的科学研究工作,应用“丙烯酸脂类”先后对云冈第1窟塔柱,第10、11窟前立壁的佛龛座、佛头部进行化学灌浆粘接试验,取得了一定效果。七十年代,遵照周恩来总理“云冈石窟三年要修好”的指示,按照“抢险加固、排除险情、保持现状、保护文物”的原则,对一些主要洞窟进行了大规模的抢险加固。经过三年加固,抢救了一大批濒临坍塌的洞窟,保证了石窟及游人的安全。

“八五维修”“云冈石窟石雕风化治理规划”专家论证会于一九九○年在云冈石窟召开。实施“八五”保护维修工程。

一是降低窟前地面,进行考古发掘、铺墁石条部、修筑排水渠道。二是在石窟崖顶绝对保护区修建保护性围墙;三是修建第七、八窟木结构窟檐工程及洞窟保护维修加固工程,石窟顶部防渗排水试验研究工程。

第一部地方保护石窟寺法规一九九七年八月二十二日,大同市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批准《大同市云冈石窟保护管理条例》。此条例是全国大型石窟寺第一个关于保护方面的地方性法规。此时期山西云冈石窟文物研究所委托中国城市设计研究院对云冈石窟进行总体规划和窟前区详细规划。国家文物局于一九九六年十月批准了《云冈石窟规划》。

109国道云冈段改线工程由于云冈石窟位于大同煤田之中,粉尘和废气的污染十分严重。国家拨2.6亿元巨款,用于在距离石窟1.5公里以外,建设一条全长约30公里的运输新线,同时将原有公路开辟为旅游专线。109国道云冈段的改线工程,是建国以来云冈石窟保护历程中继“三年工程”和“八五维修工程”之后的第三个里程碑。

防水工程进行中二○○二年云冈石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有力地推动了保护工作。当地政府和文物部门对照世界遗产的保护管理要求,解决了长期困扰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老大难问题,净化了云冈石窟周围环境,促进了云冈石窟保护工作与国际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接轨。

二○○一年二月激活的防水保护工程,以现代科学手段与传统保护方法相结合,整体设计与分段治理相结合,立足于石窟的长远保护,综合考虑各种水害因素,做到突出重点,全面治理。鉴于水在洞窟中主要以窟顶滴水、窟顶和窟壁渗水潮湿和窟底长年流出三种方式出现,二○○二年七月,建设部建设综合勘察研究设计院经过投标,接受云冈石窟防水保护工程管委会的委托,承担云冈石窟防水保护工程勘察工作。选择北起水泉村东西向冲沟,南至十里河北岸东西两侧以南北向大冲沟为界,面积约4平方公里的相对独立的地貌单元作为勘察研究对象,查明石窟所在水文地质单元内的地形地貌、区域地质构造、地层岩性、水文地质及工程地质条件,确定大气降水、窟顶地表水、地下水的补给、径流、排泄条件及向石窟运动的规律,查明窟内渗水的主要来源,为深入研究石窟渗水的来源。并首次将三维电阻率ct成像技术、地震折射ct技术、泡沫钻进技术等引入石质文物保护勘察,提高了勘察水平,在国内文物保护勘察领域做了有益的尝试。目前以排为主、防排结合、疏堵结合的防水工程仍在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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